暴民出現的土壤

陳勝、吳廣是秦末時（公元前三世紀）的貧困農民，由於徭役賦稅負擔沉重，刑法苛毒，終於在忍無可忍的時候，變成暴民，而且領導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，對他們來說，反正沒有活路了，所以「壯士不死則已，如果死，就要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」！
聽說好幾年前，那時朱鎔基還是總理，有一年去廣東一個二級城市旁邊的小鎮巡視，小鎮的政府辦公室蓋得好比酒店，比起他那個中南海辦公室威風不知多少倍，鎮長辦公桌上一排電話，比起白宮的總統還要有派頭，朱總觀後拋下一句：「中國不出陳勝、吳廣才出奇！」
一個社會出幾個暴民好像沒有甚麼了不起，但朱總所擔心的，是社會在不知不覺間積澱了暴民出現的土壤。
陳勝、吳廣當年，如果社會上有人聽見他們的聲音，有人多關心一下這班弱勢群體，哪一個農民會置老婆孩子熱炕頭不顧，而提腦袋去與國家機器拼命？
如果殺五警的北京大漢楊某深信公安部門是個法治單位，公安人員不會在任何情形下以個人的意志凌駕在法律程序上，法律程序不會在任何情況下成為欺負老百姓的工具，假如有誤會，自己的聲音一定有人聽見，自己的公民權與尊嚴在任何情況下，甚至當自己處在社會的最低層，也一樣會被重視與尊重，楊某就可能不會因為被懷疑偷單車而被拘留六個小時，楊某在被扣留的六個小時中，也不會從心的最深處產生憤怒、無奈、痛恨、恐懼、無望的情緒。幾年前，我在上海公安局體驗過這種情緒的烙印，促使我寫下這篇文章，而楊某在經歷這個烙印後，殺了五個警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