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香港電影中,報仇這個動機幾乎是大部分動作片的主要橋段。報仇是種極其怨毒的仇恨,中國歷代皇帝對這個課題絕不陌生。假如報仇的主角是自己,報仇者也絕不手軟。把反對自己的人滅九族,把當事人身邊的文臣武將滅九族,把支持過當事人的文人和他們的學生也都滅九族。殺完了人,家中飼養的所有的牲口也全部殺清。在殺的過程中還有細節:先把當事人的父母、子女、孫兒在他的面前一小塊肉一小塊肉地削下來,叫做凌遲,削下來的肉往往會裝滿一百幾十個籮筐,然後再輪到已經痛苦到心肺俱裂的當事人自己凌遲。明朝永樂帝朱棣把他的弟媳、姪女送去做妓女,還要安排幾個壯男日夜「伺候」。這就叫報仇。
老番的電影中也有不少報仇的題材,但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,電影中的報仇開始有了反思。例如《教父》,阿爾柏仙奴在掌權後,追殺所有反對過他的人,他的軍師在一旁問他:「你需要這樣嗎?你已經贏了。」贏了也要追殺也要報仇。但因為加了這句對白,電影的視野就開始擴展,從一個黑社會報仇的老土故事,詞鋒一轉,就上了一個台階,變成探討一個更大更深的命題:絕對權利、絕對腐敗,一個電影在一瞬間變得很大。大,是個概念,有時候與製作費無關。林肯總統如果是導演,一定是個處理報仇題材的智者。在北軍大勝南軍之後,他絕對有權力可以把劇本繼續往報仇的方向編導下去,但他適時住手,贏了,就夠了,國家於是太平,人民於是安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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